国枫观察 | 新《公司法》有何溯及力？——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解读（五）
发布时间：2024.07.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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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妥善解决新旧《公司法》及相关规范的衔接适用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30日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”），其已与新《公司法》同步施行。本系列文章旨在对这一司法解释作出解读，以期为新旧《公司法》的平稳过渡和妥当实施提供实务建议。
本期是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解读系列的第五篇文章，我们将对司法解释第5条至第7条作出解读，分析细化规定的溯及适用规则、清算责任的法律适用和既判力优于溯及力规则。
第5条 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已有原则性规定，公司法作出具体规定的下列情形，适用公司法的规定：（一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作了限制规定，因该规定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；（二）对公司监事实施挪用公司资金等禁止性行为、违法关联交易、不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、经营限制的同类业务的赔偿责任认定，分别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、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八十三条、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；（三）对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、经营限制的同类业务的赔偿责任认定，分别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、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；（四）对关联关系主体范围以及关联交易性质的认定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、第二百六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。如果说，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第4条旨在解决新法填补旧法漏洞下的法律溯及适用问题，那么第5条则是针对新法细化旧法粗糙规定后的溯及适用作出了规定。第5条所确定的规则是，对于新《公司法》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部分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，若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已有原则性规定，而新《公司法》作出具体规定，则适用新《公司法》的规定。第5条列举了四种具体情形，分析如下：1.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限制股份转让规则”的细化溯及
第5条第1项 （一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作了限制规定，因该规定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；新《公司法》第157条与旧《公司法》第137条均体现了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有自由转让股份的权利。至于章程是否有权对股份转让进行限制性约束，旧《公司法》并未作出规定。但基于团体法理念和公司自治原理而推导，应当认为章程中对股权转让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原则上有效。新《公司法》第157条则从法律层面对这种限制的合法性做出认可。由于这一规则不会对当事人的预期产生冲击，所以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第4条第1项肯定了其溯及适用的可能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明确股份有限公司的自治空间外，新《公司法》第157条的细化规定还存在如下两点好处：其一，该规定可以与新《公司法》第144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转让受限型类别股实现有效衔接；其二，该规定可以满足封闭性不同的公司的治理需求。[1]第5条第2项 （二）对公司监事实施挪用公司资金等禁止性行为、违法关联交易、不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、经营限制的同类业务的赔偿责任认定，分别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、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八十三条、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；第5条第3项 （三）对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、经营限制的同类业务的赔偿责任认定，分别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、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；新《公司法》以“一般规则+具体行为类型列举”的方式构建起了董监高的信义义务规则。通说认为，信义义务由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（也称为注意义务、善管义务）两部分组成。前者要求代理人仅为被代理人利益行事，禁止其从事与被代理人利益相冲突的行为。[2] 具体来说，新《公司法》第181条是对董监高禁止实施的利益冲突行为的列举，第182条对自我交易行为进行了规范，第183条是对篡夺交易机会行为的禁止，而第184条则课予了董监高竞业限制义务。本质上，后三种行为均具有“利益冲突”的特点，但由于它们的决议程序存在略微差别，所以新《公司法》将其分置于不同的条文中。新《公司法》的上述规范是对旧《公司法》的整合和细化，所以，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第4条第2项和第3项将上述规则溯及适用，不会对当事人的可预期性产生太大影响。第5条第4项 （四）对关联关系主体范围以及关联交易性质的认定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、第二百六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。旧《公司法》以关联关系的基本概念界定和关联人的行为规范为核心，为关联交易设置了四组规制规则，但实践效果不佳。究其原因在于，框架规则不清晰、规范事项不完整以及程序规则有欠缺。新《公司法》对关联交易规则作出完善。相关规范不仅设置了董监高的法定报告义务和公司内部的审议程序，还规定了不当关联交易下的损害赔偿责任。具体来说，就关联交易的程序控制而言，其核心在于，在董事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之前，由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，而后董事会或股东会按照利害关系回避表决的原则，作出是否同意关联交易的审议。“事后知情审议”应属于例外程序。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，新《公司法》限缩了归入权的事项范围，扩大了归入权适用的主体范围，而侵权请求权是主张损害赔偿的主要法理依据。[3] 总而言之，新《公司法》第182条和第265条第4项在旧《公司法》中的关联交易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。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第5条第4项将这两规范溯及适用，不仅不会损害当事人预期，还可以增强法律适用的妥当性。第6条 应当进行清算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公司法施行前，因清算责任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。应当清算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公司法施行前，但至公司法施行日未满十五日的，适用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，清算义务人履行清算义务的期限自公司法施行日重新起算。当公司因各种原因需终止法人资格时，需要通过解散和清算程序才能最终注销。而清算程序的正常进行，离不开相关主体的启动和参与。所以，旧《公司法》《民法典》及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二）》建立起了清算义务人制度。但是上述规范在体系上存在冲突，而在解释上亦不乏有模糊之处。例如，《民法典》第70条将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表述为“法人的董事、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”，旧《公司法》第183条则规定“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，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”，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二）》第18条第2款又规定了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”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承担的法律责任。这给司法适用带来了难题。针对原《公司法》下清算义务人多元化的问题，新《公司法》第232条第2款将清算义务人统一为董事，并规定了公司章程可以作出另行规定，而股东会可以另选他人。新《公司法》对清算义务人作出的此种修改，与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修法方向是一致的。由于公司日常的经营决策权归属于董事会。所以最熟悉公司状况（包括负债、现金流、剩余财产等）的还是公司董事，由其组织开展清算自然最为合适。根据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第6条可知，清算责任的具体法律适用规则如下：（1）应当进行清算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新《公司法》施行前15日以外的，因清算责任发生争议的，应当适用旧法；（2）应当进行清算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新《公司法》施行前15日以内，或者发生在新《公司法》施行后的，因清算责任发生争议的，应当适用新法。第7条 公司法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民事纠纷案件，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。所谓既判力，是指在判决生效后，原则上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。这既与一事不再理原则密切相关，又直接关涉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。而既判力优于溯及力规则的核心内容在于，新法可以溯及适用的情形不能适用于已经终审的案件。之所以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第7条设置这一规则，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：如果允许再审案件适用新《公司法》的溯及规定，一方面，可能会会导致大量的当事人援引新法规范提起再审，这会破坏在生效判决下已经形成的法律事实和社会秩序，不利于纠纷化解和社会关系稳定；另一方面，若法院依新《公司法》的溯及适用规范进行审理，则可能推翻既有生效判决，这不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。本期是《新公司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》解读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。我们希望上述分析能为新旧《公司法》的过渡衔接提供有益的建议。我们亦会持续关注新《公司法》的理解与适用，努力为公司纠纷的解决贡献力量。
脚注
[1] 参见李建伟主编：《公司法评注》，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，第631页。
[2] 参见[美] 塔玛·弗兰科：《信义法原理》，肖宇译，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106-107页。
[3] 参见叶林、卓婳：《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：类型化与程序审查》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24年第2期，第28-42页。
